作者 | 青暮
“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
在这个知乎问题下，阿里技术副总裁贾扬清从科研的意义出发，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青年推动科研，科研使人年轻。”
他是这届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回顾这次做评审的经历，他说道：
身边有如此多优秀的年轻人，在还没有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崭露头角，成为领域的专家，并且在带领着同样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推动前沿的科研。30岁的博导，想想就感到压力。
另外，他还提醒我们，除了计算机，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是值得关注的，科研是非常广阔的，要将视野放开。
关于“科研使人年轻”，贾扬清提到了一位好奇心旺盛的教授，是他以前在伯克利上学时的老师。
作为一名二战犹太人的幸存者，到今天一直都在科研一线耕耘，每次碰到的时候都会问“最近有啥新的科研新闻?”，特别开心，特别有好奇心。老太太今年87岁了，桃李满天下，祝她永远健康。
因为科研，所以不老的教授Ruzena Bajcsy
最后，针对“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本身，贾扬清表示，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在问，现在的科研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如何。
实际上，现在的科研年轻人并不好过。
收入和时间：两样好处都不占
不只是普通院校，连北大、清华等条件看似优渥的一些青年科学家也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
2018年7月5日，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向11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科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回国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你们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投入到前沿的、自由的、甚至是冒险的研究里去？”
他们的回答让王立铭感到吃惊，他们的痛点并不在缺少研究经费，而是“安家在一线城市导致的生活压力”。
王立铭表示，过大的经济压力和科学研究会出现冲突，“如果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跟学生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或者小孩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
高校和研究院经常能拿到几千万甚至十几亿的研究经费，但这其中并不包含人员经费。
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在2016年就曾向《人民日报》诉说道：“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
“过去10年，我所在高校的年轻科学家的薪酬几乎没有改变。”苏州大学研究机器人的李教授说道。李教授表示自己身上的经济压力并不大，但这是因为他还为企业工作，“对于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单位工资可能只是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析全国各地共48099名科学家的数据后发现，自2013年上一轮调查以来，科研工作者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经济负担是科研人员压力的主要来源。科学家表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
香港《南华早报》2018年11月26日的报道显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国科学家工作时间更长，但收入更低。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科研工作者平均年收入为90985元，比2012年增长23%;同期民营企业员工薪酬增幅为50%。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家每周工作50个小时，比法定最高工作时长多10小时。
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曾经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有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参与。
调查结果表明，青年科学家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
此外，青年科学家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比如，70后青年科研人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65.79%，而90后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44.44%。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导致该群体普遍锻炼时间少，健康状况欠佳。
工作时间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科研工作者背负沉重负担，源于高度依赖发表学术论文的评价系统激发的工作量。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分析中，近半数受访科研工作者同意“科学评价体系存在问题”，而90%以上的受访科研工作者承认，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晋升职称”。
在国内，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但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资历、留学经历、头衔都是决定待遇的重要因素。面向优秀人才的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可以起到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倾斜过度则会带来收入待遇的不平等。
留学回国的科学家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是本土科学家却困扰于过度劳累以及薪酬过低。某高校向杰出青年科学家提供不少于45万元的年薪，但未纳入人才计划的研究人员年薪仅为20万元。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职业选择的一般考虑都是“要么多挣钱，要么图轻松”，而从上述情况看来，青年科学家两样都不占。学术圈内经常有很多开玩笑似的吐槽，“读博穷三代，科研毁一生。”“还有什么是人工智能未来无法取代的? 研究生，他们的劳动力太廉价了！”
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的高材生可以在企业找到高薪的工作，但对于热爱科研的人而言，倾向于实际应用和市场导向的企业环境可能不会让他们满意，“如果高校收入尚可，我还是想回去做科研。”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多少科研青年的心声。
年龄：延毕只是第一道坎
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收入尚且放在一边，毕业才是真正的心头痛。我国博士毕业的平均年龄在33.17岁左右，博士生的延毕率高达39.68％，且女性博士延毕率略高于男性博士。一般来说，如果顺利毕业的话，博士的平均年龄应该是29岁左右，看来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并不在多数。
而延毕的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绝大多数高校都对博士生科研成果有明确要求，比如：以一作身份在重要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两篇SCI论文、两篇北大核心、3篇南大核心等等。
尽管已有大学出台新规定，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水平的唯一标准，但真正践行的仍是极少数高校。
延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拿到博士学位时，年龄偏大，这为后面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少麻烦。
很多博士为了进心仪的高校，还要从事博士后工作。不过近年来，我国博士后申请对年龄有了新的限制，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是32周岁以下。
即使是选择直接应聘高校教职的博士，也面临着年龄限制。目前本科二本以上高校讲师普遍只招35岁以下的博士、博后，甚至有些学校引进副教授，都要求不超过35岁。
拿到教职之后，申请项目经费时，年龄又成了一个问题。以青年科学基金为例，科研资助项目申请难度逐年增加，但年龄限制却始终没有放松，男性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女性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
2019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获批率约为17.90%，其中数理科学部平均获批率最高，达到29.89%；而医学科学部青年基金项目申请的竞争最为激烈，5年平均获批率仅有16.75%。
加入年龄限制原意是为了让青年科学家避免和学术大牛同台竞争，没想到反而增大了他们的压力。加上项目经历被看作是评职称的重要参考，青年科学家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
竞争：数量、数量、数量
除了收入少、工作时间长，其实青年科学家最大的压力来源是竞争。
在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的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有46.15%的人认为最大的压力在于科研项目和基金的竞争，其次是职称评审、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科研成果的研发。在科研之外，他们有66.7%的时间花在申报经费上。最后，仅有22.14%的人认为科研经费是充足的。
每年的7月都是青年科学家最焦虑的月份，因为这时距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的公布，只有大约一个月了。这种焦虑不难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难度是真的高。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出的官方数据，2018年，基金委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型项目21万余项，全年共计资助项目4.4万余项，资助率约为20.77%。也就是说，在2018年的自科基金评审中，共有大约16.6万个“本子”落选。
根据统计数据，在2009年-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从9.7万项增长到了24万项，并且其资助量总体上也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申请量。所以，落选的项目数量和比例是逐年增长的。
在自科基金评审结果公布前夕，很多科学家都会到学术论坛上“祈福”、“散金币”，还有很多人彻夜难眠，并不禁自嘲“一把年纪的我，感觉自己很好笑。”
他们对自科基金如此执迷，皆因“拥有一个国家级项目”对职称评定的重要性。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部分高校讲师职称是无编制的，合同期一到，非升即走，所以很多教师拼了命也要评上副高级职称，这样其事业才算安稳下来。而拥有自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已成为很多高校评选副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
现实的残酷在于，每年都会有80%的项目得不到资助，但职称评定指标并不会因此妥协。
人才项目虽然多，但竞争过程遵循马太效应，一个项目错过了，就很可能再也追不上去，眼睁睁看着他人平步青云。
由于现在学校排名、学科评估以及人才评价都非常看重数量，包括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等等，并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这使得现在的青年科学家面临短跑式的竞争。短跑式的竞争带来的，是科研心态的短视，这对于原创性基础研究、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以及长期积累科研规划都是非常不利的。更糟糕的是，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
目前来看，青年科学家身上的竞争压力丝毫不会有缓和的趋势。近几年来，我国SCI论文数量和NS等顶级期刊发文数量稳步上升。
截至2017年，中国SCI论文连续9年世界第二，高校占比80%以上。中国发表 SCI 论文 36.1 万篇，占世界总量的 18.6%，比上年提升1.5 个百分点。我国已连续第九年排世界第 2 位。美国排名第一位，论文数量为52.4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27.0%。
这些成果与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截至2017年，中国高校专任教师总人数为165万人，科研机构人员3.2万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近90万。
从业人数的激增使学术界“供过于求”，早已不是90年代初学术人才“青黄不接”的形势。以自科基金中的青年项目为例，2001年，青年项目的申请数量仅有3441项，而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至8.6万。近三年平均增速9.41%，资助率也已经连续4年持续下跌。
论文与项目是职称评定中的两大指标。项目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但却越来越“不值钱”。2019年，华东地区某211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已经与2014年尚在实行的华东某985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
而在未来，博士研究生的规模毫无疑问将继续扩大。这也意味着，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自SCI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后，逐渐被推上了“神位”，科研领域某些人员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导致“SCI至上”或“唯SCI论”现象的产生。我国科研领域没有与时俱进地优化和合理限制SCI这个客观量化工具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
在最近揭晓的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中，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获得了“生命科学奖”。王振义教授表示，他为现在的科研年轻人感到担忧，“我们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
然而如果没有人才头衔，收入会很低，发论文、做项目有奖励，不少年轻的科学家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还有人甚至专心做校外兼职项目，把高校职位当作副业。
而且，青年科学家所处的年龄阶段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压力、职称压力和家庭压力，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算是新手，要全部兼顾真的很困难。他们还表示，非常羡慕老科学家的状态，可以专注、心无杂念地做研究。但是，明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才是做研究的黄金时间，难道真的要等到年华老去，才能享受单纯的科研吗？
Nature曾经发起一项对青年科学家的调查，根据3400份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青年科学家对学术界的工作仍有强烈的偏好。然而，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很可能会去企业找工作。其实，科研本质上也是淘汰率非常高的职业，在竞争激烈的当下，青年科学家被迫开始思考自己选择做科研的源动力。
出路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要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说明国家政策已经开始重视青年教师的低水平薪酬和科研评价压力问题。
此外，近年来，政府和企业也频频联手，推出“科学探索奖”、“达摩院青橙奖”等奖项，给予一批青年科学家大力支持。当然，相较于对少数人才的奖励，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能否被普及化，人才待遇能否得到改善，才是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今年3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以下几个局限性：
1）SCI的本质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不能把SCI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
2）SCI论文的引用数反映的是论文受关注情况，而不能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高被引论文更多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并不直接说明其创新贡献。
3）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SCI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
如果SCI论文数量不再成为科研人员的“KPI”，青年科学家又该怎么展现自己的学术实力？
近日，科技部召开中青年科学家发展座谈会，旨在研究破解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会上一个热议的问题就是：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之后，评价标准如何定向？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指出，破“四唯”的关键在于政府机构减少对学术评价的干预，因为外行人的评价难免限于单纯看数据，评价科学家应该让小同行去做，也就是让真正懂行的人去评价。
无论如何，在新一代科研年轻人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关于科研年轻人的生活状况，贾扬清指出，中国社会过去是实用主义占优，小时候比分数，长大了比工资。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评判方式。
在与年轻几岁的后辈们相处的过程中，贾扬清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正呈现出这样的多样性，比以前的人更不在意社会评判，而更在意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理想。
他还提到，做科研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实用主义者很难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更多的是对于自我的追求，对于知识的追求的满足感。参加青橙奖的评选，我感受到的是，每一位我遇到的年轻专家身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闪耀着知识的光。”
青橙奖的获奖者将会获得达摩院的资源支持，贾扬清也亲自表态：“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作为同龄人，我希望我能够在工程的道路上做得更多，在科研的同行需要AI和大数据平台，需要大规模计算能力的时候，能帮他们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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